难忘日照新村那个深宅大院

《西安地理》栏目向西安市民介绍了一些西安市老街道的历史变迁、发展、现状、曾居住过的名人及历史事件,让一些老西安人回顾起过去的流金岁月,让年轻人更多地了解了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城市,更加热爱这个城市,也使我忆起在西安东八路内曾有过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巷,这就是日照新村,我的祖父生前就曾住在日照新村的一个深宅大院里。我少年时每逢节日或寒暑假,常来这里看望祖父母,这里留下我的欢笑、悲伤,留下了我永远难以忘怀的一件往事。
我的祖父杨子廉先生,澄城县寺前镇人,清末秀才,早年加入同盟会,参加过辛亥革命、讨袁护法运动。他致力于教育事业,在家乡创办了寺前镇小学及竞化小学,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,中共西安地下党情报处负责人王超北就是他的学生。他追求自由、民主,支持子女参加革命。在任省参议会参议期间,刚正不阿,对反动当局压制民主运动多有指责,曾被列入黑名单企图加害。1948年,王超北给在家乡躲避迫害的祖父写信,希望他为解放事业做工作,他立即奔走渭北一带,联络与民盟西北总部有联系的地方武装策应关中解放。西安解放前夕,祖父到西安联系民盟成员李象九、成柏仁、杨可均等密议迎接解放军入城事宜,并协助我的父亲杨佩韦(中共党员)保护陕西省银行的财产,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。解放后,祖父历任西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、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、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、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。
解放后祖父就住在日照新村的一个深宅大院里,据说这个大院曾是苏联专家的住宅。这个高大的门楼内有一个幽静深邃的通道,围墙很高,长期见不着阳光,使人感觉有些阴森。通道中间有一个圆形拱门,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大门,进门后有一个宽敞的大院,正面是上房,两侧是厢房,都是青砖红瓦的房屋,祖父就住在上房。因上房下面有地下室,所以上房比地面高出一些。上房前面有台阶,两侧有花坛,上房客厅很大,黑亮的木质地板可以打开,下面就是地下室,据说苏联专家还在这个客厅举办舞会,我年幼时常和堂弟妹们在这里玩耍嬉闹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祖父遭到迫害,被抄家,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祖母受到恐吓,不久忧郁去世。当时我的父母也遭到迫害,失去人身自由,不能照顾祖父。怕祖父孤独,父母就让我和三姐去陪伴祖父。那时祖父已年过八旬,还要被迫参加劳动,去单位扫地。每天由我和三姐扛着大扫帚,搀扶着祖父到单位去。祖父身心和精神受到很大打击,于1968年元月去世。
祖父去世后,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大院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怀旧的情愫驱使我迈开双腿寻觅儿时的踪迹,又到故地。当我跨入这个熟悉的大院,看到旧貌依然而物是人非,感慨万分。

《西安地理》栏目向西安市民介绍了一些西安市老街道的历史变迁、发展、现状、曾居住过的名人及历史事件,让一些老西安人回顾起过去的流金岁月,让年轻人更多地了解了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城市,更加热爱这个城市,也使我忆起在西安东八路内曾有过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巷,这就是日照新村,我的祖父生前就曾住在日照新村的一个深宅大院里。我少年时每逢节日或寒暑假,常来这里看望祖父母,这里留下我的欢笑、悲伤,留下了我永远难以忘怀的一件往事。
我的祖父杨子廉先生,澄城县寺前镇人,清末秀才,早年加入同盟会,参加过辛亥革命、讨袁护法运动。他致力于教育事业,在家乡创办了寺前镇小学及竞化小学,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,中共西安地下党情报处负责人王超北就是他的学生。他追求自由、民主,支持子女参加革命。在任省参议会参议期间,刚正不阿,对反动当局压制民主运动多有指责,曾被列入黑名单企图加害。1948年,王超北给在家乡躲避迫害的祖父写信,希望他为解放事业做工作,他立即奔走渭北一带,联络与民盟西北总部有联系的地方武装策应关中解放。西安解放前夕,祖父到西安联系民盟成员李象九、成柏仁、杨可均等密议迎接解放军入城事宜,并协助我的父亲杨佩韦(中共党员)保护陕西省银行的财产,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。解放后,祖父历任西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、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、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、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。
解放后祖父就住在日照新村的一个深宅大院里,据说这个大院曾是苏联专家的住宅。这个高大的门楼内有一个幽静深邃的通道,围墙很高,长期见不着阳光,使人感觉有些阴森。通道中间有一个圆形拱门,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大门,进门后有一个宽敞的大院,正面是上房,两侧是厢房,都是青砖红瓦的房屋,祖父就住在上房。因上房下面有地下室,所以上房比地面高出一些。上房前面有台阶,两侧有花坛,上房客厅很大,黑亮的木质地板可以打开,下面就是地下室,据说苏联专家还在这个客厅举办舞会,我年幼时常和堂弟妹们在这里玩耍嬉闹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祖父遭到迫害,被抄家,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祖母受到恐吓,不久忧郁去世。当时我的父母也遭到迫害,失去人身自由,不能照顾祖父。怕祖父孤独,父母就让我和三姐去陪伴祖父。那时祖父已年过八旬,还要被迫参加劳动,去单位扫地。每天由我和三姐扛着大扫帚,搀扶着祖父到单位去。祖父身心和精神受到很大打击,于1968年元月去世。
祖父去世后,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大院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怀旧的情愫驱使我迈开双腿寻觅儿时的踪迹,又到故地。当我跨入这个熟悉的大院,看到旧貌依然而物是人非,感慨万分。